所谓“野史”森利网，往往是哪些不见于正宗的史籍的历史记载。由于其为私家撰述的特点，并没有正史编纂时的那些忌讳。
其中较为著名的野史有，《十六国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三国典略》、《魏略》、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、《唐国补史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明季稗史汇编》等。这些野史虽然无法作为正史流传，但是也能从侧面应征当时的一些风土人情，以及社会风俗。而且，野史中记载的很多历史掌故是“正史”中难得一见的事件，让很多人可以窥得当时为很多为人不知事件的蛛丝马迹，甚至是详细描述。
当然，野史很多都是作者耳闻目睹或者道听途说的逸闻趣事，相对于“正史”、“别史”的“正襟危坐”，野史反而因为在语言上更加生动活泼、通俗易懂，在故事上不仅符合普通大众的阅读喜好，更能满足他们猎奇的心态。不过，渐渐地所谓野史就变味了，猎艳寻芳和宫讳秘史的内容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，于是《三国·宫禁隐私》、杨太真外传》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元·后妃轶事》等等宫廷秘史就开始不断出现。
不过要说这类宫廷秘辛和野史书籍较多的，估计还得属清朝。毕竟，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，而且还是由关外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，所以免不得遭到汉族文人的编排。同时，由于渔猎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文化和风俗上的迥异，早期并不会遵守中原各种种礼仪典章，造成他们在行事看上去绝对是“非我族类”。再加上清朝距离现在的时间较近，所以各种故事层出不穷，其中围绕清朝初期的传奇女性孝庄文太后编撰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。比如，皇太极、多尔衮和孝庄的“三角虐恋”，孝庄与洪承畴的“秉烛夜谈”，海域就是孝庄和多尔衮演绎的“太后下嫁”。
当然在各种编撰的野史中，孝庄的原名博尔济吉特（即孛儿只斤）·布木布泰（意为“天降贵人”）早已被遗忘，反而是野史中记录的名字“大玉儿”名满天下。很多人认为，这个名字源自1926年成书的野史《清宫十三朝秘史》，作者许啸天在书中描述布木布泰“姊妹两人的皮肤，都长得洁白无暇；因此，她父母便拿个‘玉’字做她的名字”。其实“大玉儿”这个名字，早在1917年出版的《十叶野闻》和1919年成书的《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》中就已经出现了。所以，到底为什么给孝庄取名“大玉儿”其实并无确定的由头。当然，是否之前也有其他文章和书籍将她称为“大玉儿”尚不得知，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在民国以后。
不过，孝庄或许也想不到，已经在民国野史中被描述的不堪的她，到了如今再一次成为了被编排的对象。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此次孝庄陷入的流言是清版的“狸猫换太子”。这个所谓的野史传说是，当时还是庄妃的孝庄色诱洪承畴投降之后，从此倾慕于他的才华。结果两人产生了私情，而且有了频繁的肌肤之亲，到了1651年-1653年间两人诞下一个私生子，然后送出宫去养在了民间。当年幼康熙身染染天花在宫外养病时，孝庄和洪承畴借机用自己的私生子取而代之，并以病愈的名义将他送回宫去森利网，并最终成为了康熙帝。
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私生子必须是生在1651-1653年间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呢？因为根据史料记载，康熙帝生于1654年5月，而是洪承畴在1653年5月时，被赐为“太保兼太子太师”，负责“经略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五省，总督军务兼理粮饷”，已经出京公干了。换而言之，如果说按照怀胎10月的说法，洪承畴和孝庄根本不可能生出康熙。所以，想要让“狸猫换太子”成功，所以杜撰出来的“假康熙”只能与玄烨年龄相仿，要不然就无法瞒过众人的眼睛。其实，康熙仅仅在宫外待了一年而已，小孩子即便是大上一岁或两岁，变化都是极为明显的，只是编撰者或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。但是为了能让自己的逻辑看似没有破绽，就只能期待年近花甲的洪承畴和年愈不惑的孝庄创造“老蚌生珠”的奇迹了。
不过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，幼年康熙在宫外养病的地点是西华门外的一出宅邸，无论是出于控制疫情的角度，还是保护皇子的目的，宗人府必然会对这里进行严格的保护，外人是如何能将那位“私生子”送入府邸呢？更何况，康熙当年出宫之时，还有乳母进行照顾，突然给她塞进一个孩子，真能保证她守口如瓶吗？如果真的要杀人灭口，估计在当时就要掀起腥风血雨了。或许，会有人认为洪承畴和孝庄能用自己的权势，不仅能迫使各级官吏服从他们的命令，还能将各种流言蜚语压制下来。但不要忘了，刚刚年满16岁的顺治帝，就敢下诏说“大小臣工，皆朕腹心”，还能够建立起院阁制的行政体系，绝对不是一个被人轻易拿捏的傀儡。
或许，单纯觉得用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，无法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。于是所谓的新证据又出现了，洪承畴的父亲叫洪启熙，所以使用“康熙”这个年号；洪承畴的老师叫洪启胤，所以康熙将“胤”用作皇子的名字；洪承畴本人的“畴”也通过《淮南子·俶眞训》篇，解释为“雍”字，然后成为了“雍正”帝的年号。年号、名字这所有的证据似乎都是想证明，康熙是为了以此来纪念自己的亲身父亲洪承畴。
其实关于“康熙”年号这个事情，简直是一道送分题。康熙8岁登基，自己哪有能力确定年号，孝庄虽然在各个演义和野史中都被塑造成一位杀伐果决的女政治家，但是她能参与的朝堂的决策鲜有记载。所以，最终确定康熙年号的只能是当时的四位顾命大臣。要知道，同样的情形在公元1861年再次上演，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一命呜呼之时，留下的八位辅政大臣确定的年号是“祺祥”。要不是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联手发动了“辛酉政变”，那么就不会有“同治”这个年号。而当时的孝庄根本无力对抗任何朝堂上的势力，不论是曾经的多尔衮，还是此后的四位顾命大臣，所以在年号问题上孝庄无法参与，康熙更无法参与。那么四位顾命大臣，是如何帮助康熙用所谓“祖父”的名字作为年号的。
以此类推的话，雍正帝制定的年号的时候，他本人已经40余岁，内无干政之后宫，外无权倾朝野之佞臣，所以年号只能由自己制定或选定。但是康熙帝真敢大言不惭的告诉自己的儿子，他是洪承畴的私生子，年号里要用个“畴”字，也就是“雍”字吗？要知道，清代康熙先后两次确立太子胤礽，此后又采用了秘密立储制度确认了胤禛为储君。那么，康熙帝至少要给两个人交代用“畴”作为年号的问题，也就等于告诉了这两人的核心支持者，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。
而将“胤”字用于儿子的名字中，与洪承畴的老师联系在一起，其实更是无稽之谈。要知道，满族起名首先是用的满语，然后再转为汉字。以“胤”字为例，满语为“ᡳᠨ”（音：in），意思为“继承、延续”。而汉语中的“胤”正好是这个发音，然后意思也有“子孙相承”的意思，所以在汉中使用了“胤”字。要知道，用“满”字转意思和读音相近的“汉”字容易，而想用某个汉字，去反推音、意相似的满字，这个难度无疑会大大增加。所以，用“胤”字去与洪承畴的老师扯关系更像一种牵强附会。
不过，这些辩解更像是打“口水战”，真正直接的证据或许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严实那些扎实的工作。根据他对15位号称“爱新觉罗后裔”者的样本采集和DNA测试发现，其中有8人C2b1a2b1-F14751，其余7人有2个C和5个0。这属于C2b1a2b1-F14751的8人，共祖都在 600 年之内，这还是严教授亲自采集的样本。如果加上邮寄的2个样本，同样也是C2b1a2b1-F14751，都符合爱新觉罗家族共祖的特征。尤其是，严教授在2019年采到过一个可靠的样本，是雍正第五子、恭亲王弘昼的后代，结果显示就是努尔哈赤的C2b1a2b1-F14751。这从科学上证明了所谓“狸猫换太子”是不能成立的。
所以，无论是从历史的各种记载，以及年号、命名的各种传统，再加上DNA的证据，似乎都可以证明康熙帝不可能是洪承畴的后代，更不可能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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